集成动员理论下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机制设计研究

军民科技协同创新能力是国家科技整体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军民科技协同创新取得显著成效，但也存在诸多问题，严重阻碍了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深入发展。因此，迫切需要对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机制进行系统性设计。基于集成动员理论的核心思想，借鉴其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理论，针对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机制不明晰等问题，对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机制进行系统性设计，提出在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管理机构的引导下，将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的各种资源要素和功能集成于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服务平台，为军民科技协同创新流程和成果转化流程两大板块提供相关服务，并构建相关运行保障机制，进而实现军民科技协同创新集成化、敏捷化、模块化、高效化管理，进一步完善军民科技协同创新管理体系。     

乡村旅游开发下农户生计适应变化与影响机理研究*——以延安市乡村旅游为例

［目的］以延安市3个典型乡村旅游地为例，结合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和适应性理论，分析农户在乡村旅游扰动下的适应策略与适应模式，定量测度不同适应模式农户的适应结果。厘清农户未来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机制，提出促进农户及乡村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方法］通过参与性农户评估法及二元回归分析法分析影响农户未来生计策略选择的因素。［结果］（1）旅游开发造成案例地农户自然资本丧失，失地农户由务农或务工为主的单一适应方式向兼业型与非农型转变，分化为4种不同类型的农户，且各类农户在各描述指标方面差异显著。（2）农户的生计资本衡量3个社区旅游开发后的适应结果，生计资本普遍较低且内部各维度差异明显。对比4类农户适应结果可得：复合生计型>务工主导型>旅游服务型>社会保障型。（3）通过二元逻辑回归模型深入解释当下适应结果对农户未来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均影响农户选择意愿，其中可借款人数是最关键的影响变量。［结论］农户在旅游开发背景下生计动态适应的影响机制为旅游开发及基于此补偿制度是农户现在生计适应活动的外部起因，按照适应类型以及收入比重，分化为4种模式农户； 现行生计适应策略使农户适应结果迥异，生计资本的储量和结构差异显著，这种差异是农户未来生计选择的直接动因； 3个社区不同类型的旅游开发模式是农户未来生计策略选择分异的推动力量。     

干旱区内陆河流域未利用地开发生态风险评价及预测*——以开都河流域为例

[目的]探析开都河流域在未利用地开发过程中生态风险指数的变化特征,为西北干旱区内陆河流域土地利用结构调整与生态保护修复协调发展提供建议。[方法]文章采用PSR模型构建基于14个指标框架的流域未利用地开发生态风险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测度综合生态风险指数法进行时空视角的特征变化与格局划分评价;并运用灰色预测模型前瞻性模糊预测该区域未来4年的生态风险变化态势。[结果]2009—2016年开都河流域未利用地开发生态风险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生态风险程度由较低下降至低生态风险水平,随后上升至一般程度。这是因为土地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造成压力,但在政府相应生态保护政策的出台落实下又逐步缓解,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好转明显,抵御风险能力得以提升。预测结果显示2017—2020年开都河流域生态风险将由一般生态风险程度上升至较高程度,因此需要采取适当的管理措施来消减生态风险发生的可能性。[结论]开都河流域作为沙漠中典型的绿洲生态系统,生态环境较为脆弱,通过未利用地的差别化开发、鼓励零星分散的开发模式以及细分不同地类开发的生态补偿设置等方式路径,以期缓解降低干旱区内陆河流域未利用地开发带来的生态风险。     

生计资本对黄土丘陵区贫困人口生计活动的影响及评价*——以甘肃省榆中县为例

［目的］通过深入研究黄土丘陵区贫困人口生计资本对生计活动的影响，为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提升农户生计资本存量、实现区域可持续生计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方法］文章以甘肃省榆中县为例，基于对榆中县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熵值法分析了东北部山区、中部川区和西南部山区贫困人口的生计资本状况和生计活动方式，并对其生计活动进行评价。［结果］从农户的生计资本组合来看，榆中县整体自然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3类资本较为富裕，尤其在西南部山区和东北部山区3类资本缺乏型农户比例较高。中部川区各乡镇人口的总体生计资本状况较好，总指数最高，而西南部山区次之、东北部山区最低，两者生计资本状况总体匮乏。农户的生计活动主要以种植、养殖和外出打工为主，生计活动多样性程度偏低； 中部川区人口的生计活动多样性指数最高，西南部山区次之、东北部山区最低，且整体受教育程度偏低，加之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缺乏进一步限制了当地农户的生计多样性。［结论］（1）针对不同生计资本水平和生计活动多样性程度偏低的贫困地区，需要进一步发挥民族文化产业扶贫优势，开启地域产业扶贫新模式，打造地域无公害特色农业产业品牌，提高农户物质资本边际贡献； （2）发展小额信贷金融服务，改善农户金融资本存量，预防村际农户金融资本二元极化； （3）实施免费教育培训技能学习，打造教育培训脱贫示范村，提高人力资本存量，缓解贫困人口生计压力等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的扶贫政策措施。     

高管薪酬、董事会治理与分类转移

本文研究了高管薪酬和董事会治理对分类转移的影响。研究表明,货币薪酬会诱使高管向上转移利得,股权激励和缺乏区分度的薪酬制度会诱使高管同时向下转移费用和向上转移利得;而勤勉、独立和两职分离的董事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并抑制这两种不同方式的分类转移;但董事会对分类转移的抑制程度小于高管薪酬对分类转移的诱发程度。进一步地,良好的市场、法制和媒体监督环境能够有效缓解高管薪酬对分类转移的诱发作用,而董事会能够有效弥补法制建设和媒体监督不足导致的分类转移治理缺陷,并在较高质量的审计环境下对分类转移发挥更强的抑制作用。本文首次结合制度背景和媒体监督研究了公司核心治理机制对不同分类转移方式的影响和原因,并创新性地对向上转移利得的程度进行了衡量,为监管部门及公司治理机制、会计准则的制定者提供经验证据。     

加快构建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以安徽省蚌埠市为例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破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面对即将到来的“十四五”时期,蚌埠既面临安徽省内激烈的区域竞争,又担负着建设“两个中心”的重任,必须加快建设符合现代化要求的产业体系和经济体制,以产业发展为抓手,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以园区建设为载体,以优化环境为保障,加速构建支撑蚌埠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服务业内部结构异质性演化与行业发展差距研究——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的分析

基于1990—2017年行业面板数据，采用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对服务业各细分行业TFP增长率进行分解和测度，揭示我国服务业内部结构生产率演化进程及其异质性现象，并采用可导性对数方差分解法、VAR协整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VECM）考察TFP及其构成部分对服务业行业发展差距的贡献度，评估其异质性作用于行业发展差距的长短期效应。研究发现，在服务业内部结构演化过程中，TFP、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改进呈逐步下降趋势，其中技术进步是推动TFP增长的核心，规模效率改进发展水平一直滞后，配置效率改进在服务业发展初期较为滞后，但水平逐步提升；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行业间TFP及构成部分异质性在演化过程中呈下降趋势，且生活性服务业行业间异质性程度要小于生产性服务业，行业间异质性变化幅度最大的是规模效率改进，技术效率改进异质性波动程度最小；TFP异质性是造成行业间发展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其中技术效率改进是主导因素，且该效应的发挥只有在长期具有显著性。     

论物保与人保并存纠纷中债权实现之顺位——以近五年来类案实证研究为基础

当前,物保与人保并存纠纷不断涌现，相关裁判时常冲突，引发社会关注。围绕当前物保与人保并存纠纷债权实现条款模式、关于物保与人保并存债权实现顺位之理解、债权人是否放弃物保之认定等相关问题，对近五年来最为主要的类案进行实证分析与比较研究可见，处理物保与人保并存纠纷，应当根据物保相对优先的精神，对保证人是否就放弃物保优先抗辩权重点作出判断，据此就物保与人保提供者的责任顺位作出正确裁决。     

“一带一路”倡议能否提升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盈利能力？

基于2011-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与商务部《境外投资企业（机构）名录》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和双重差分法（DID）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中国对沿线国家投资企业的盈利能力。机制检验表明，“一带一路”倡议能够通过推进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经济融合和文化包容来提升对外投资企业的盈利能力，而政治互信在样本期内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新兴优势产业以及投资目的为非邻近中国的“一带一路”国家上。     

城市基础设施与居民消费水平——基于线上线下协同的促进机制

优化城市基础设施对于提升居民消费水平具有积极意义。交通与通讯两类基础设施对居民线上、线下消费的影响存在差异。在普及网购的同时改善城市居民出行条件，使实体店在展示产品、现场体验等方面与电商形成互补，将有助于实现线上、线下渠道的积极互动。以2011—2016年全国近300个地级市构建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验证了基础设施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并发现当前交通、通讯两类设施的交互作用主要体现为协同效应。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以完善基础设施支持线上、线下渠道共同发展，还能够适应居民家庭年龄结构变化的新特点。上述结论说明,以完善基础设施促成渠道协同，将对全面优化消费者体验、提升居民消费水平产生重要作用。